第一次采访 (第2/3页)

，但我们都太忙了，经济上也不宽裕。鲍勃的妈妈替我们养着孩子，我们真得感谢她，没了她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”霍尔女士笑了笑，“我和鲍勃去世界各地采访、拍摄，我写了一些稿子，渐渐有报社愿意聘用我，雇我去做采访。”

    我聚精会神地听着，她的这一段经历我已在资料中看过：乔安娜·霍尔，职业生涯初期和丈夫搭档采访，一年后跟随无国界医生前往非洲。在她二十四岁那年第三次与国际医生赶赴非洲，但几天内当地形势迅速恶化，由小型冲突升级成大规模交火。霍尔女士身处其中，在其他记者赶到之前发回了第一手报道，自此也开始了自己奔波在战火之中的记者生涯。

    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她之前的文章，我一如初次时那样，仍深深被其中蕴含的痛苦和同情所打动。三十多年过去，她的故事已经在访谈中重复了很多次，而我今天又邀请她做这次采访，则是想从一个更私人、更亲密的角度切入我的问题。

    “霍尔女士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问题已经在脑海中滚了两三次，斟酌着不显得冒犯的用词。

    “请叫我乔安娜就好。”她宽容地说。

    “您提过，在那时您已经和丈夫分居，是吗？”

    她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如您所知，我正在做一系列报道，试图探讨这些奔赴战争的记者、摄影师、军人在真实的战役中受到的影响，”我真诚地说，“战场与都市生活之间的反差，家庭与硝烟之间的矛盾总是困扰着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，您一定面临过选择，遇到过挫折，我想这也是人性所挣扎的部分。”

    她认真地听完了我的叙述，并不显得惊讶，只是慢条斯理地喝完了杯中的红茶。

    “其实分居并不是表示我们的情感状态，只是对居住情况的陈述。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，已经和鲍勃聚少离多，”她开口道，“这是我们这一行的特性，他和我同样都是媒体人，遇到的困难就是一个人的平方。”

    “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问题，但当我回到美国，我的家人和朋友，还有鲍勃的家人，他们会旁敲侧击，对我们的生活表示忧虑。我才发现自己和他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交流，我虽然总是飞去海外，每隔几个月还能去鲍勃母亲那里看望儿子，但他和我同样忙碌，我们的时间时常错开。”

    “但这其实是外派人员的通病，不是吗？”她对我笑笑。

    我赞同地点点头，等着她继续说下去。

    “我有一些犹豫，打算等结束下一次采访后回去好好思考我们的关系。但战争爆发了，你不需要多少新闻嗅觉就能发现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大事件，多少年来都只是小规模冲突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不会真的宣战，”她说，“我当然激动地挤身进入。”

    时间过去，皱纹已经攀上霍尔女士的眼角，她讲起过去的故事，神情从容平静：“具体是怎么说服他们接受我的采访，用我的护照虚张声势，这些内容在之前的访谈中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想你想听的也不是这些，对吧？”

    我吞咽了一下，依稀已经预感到她要说什么。

    “等我结束这次采访，还没回到国内，就已经收到他去世的消息。在飞往墨西哥拍摄的途中飞机失事。”

    霍尔女士只是继续说到：“我和鲍勃的母亲商量，亚当依旧由她抚养，几年后，我实在忙于报道战事，索性将抚养权转给了她。后来她的二儿子移民欧洲，不久，她和亚当也跟着一起去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时通信不便，我和亚当偶尔能打电话，大多还是写信交流。他只是个孩子，我又很年轻，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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