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大相公_第一百七十五章 庆历新政 首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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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一百七十五章 庆历新政 (第3/4页)

陟”、“抑侥幸”、精贡举”等,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,而裁减冗官、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。

    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。

    可是,范仲淹、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,即使是称职官员,也要削减其薪俸,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。

    而且,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,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,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,都让改革触及了。

    因此,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,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——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。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,牺牲了士大夫,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。

    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,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,二是实行更戍法,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。而废除庆历新政,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。

    当然,除此之外,围绕范仲淹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朋党之争。

    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,官僚、地主、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,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,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,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,他们就坚决反对,群起而攻之。朋党之说基于儒家思想君子与小人的观念,这是简单对立、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,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;在现实生活中,结党的未必是小人,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。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,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,而且极具杀伤力。

    改革措施“太猛”、“更张无渐”、“规模阔大”。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,配套措施不到位,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,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。

    范仲淹的用人,王安石就曾经批评他“好广名誉,结游士,以为党助,甚坏风俗”。事实上,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,往往议论多,而实际行事少,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,发空论,言行不检。

    例如石介,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“自许太高,低时太过,……好异以取高”。

    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“凡所推荐,多挟朋党,心所爱者尽意主张,不附己者力加排斥,倾朝共畏”。

    一番回忆过后,陆垚只觉得,这庆历新政的失败是注定的,这当中除了触犯道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之外,更多的,还是跟范仲淹本身的为人,以及改革措施不上不下的深度有直接的关系。

    其实,要说起北宋的变法,也就属范仲淹的庆历新政,还有后来的王安石变法算是重大的变法了,只不过,这两次变法最后也都是以失败告终。

    现在陆垚面对的就是一个问题,那就是,当新政发生之时,自己到时候该如何自处?

    是选择跟范仲淹站在一起进行变法,还是说,选择跟保守派们看法一致,抵制变法呢?

    自从之前遇到棠溪之后,陆垚其实就已经暗自下定了决心,变法,是势在必行的。其实对于陆垚自己来说,他现在已经是一人吃饱,全家不愁的程度,要说如果不想多事,他完全没有必要参加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的,单就凭借他现在手下的这些产业,就已经够他一辈子衣食无忧了。

    陆垚本想做一个懒散的人,就在这汴梁,逍遥快活过完一生,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    然而,他终究还是一个感性的人,当他看到民不聊生,外城区的百姓都吃不上饭的时候,陆垚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,而举办新蹴鞠比赛,就是陆垚决心进行变革做的第一个小型的尝试。

    变法,不为别的,就是想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,陆垚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这种想法,或许范仲淹和王安石初期进行变法的时候,也是这样想的吧。

    然而,有庆历新政的例子摆在眼前,陆垚也知道,变法绝非易事,从上到下,要考虑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的多,单靠他自己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,所以,其实陆垚也一直在寻找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。

    单就目前来看,曹诱,十分符合这个要求,而至于苏轼和苏辙那边,陆垚还是要看看接下来他们二人的表现。要知道,苏轼可是后来十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,所以陆垚把并没有百分百的信心,自己进行变法的时候,苏轼会选择跟自己站在一边。

    单就曹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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