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二章 辛楣先生 (第5/6页)
说道:“谢大人,外面有辆马车,车上人递了这个下来,看着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先生。”杨吉在外做事,虽然平日依然自由自在,可也佩服谢墉学识,所以在谢墉面前颇为规矩。 谢墉拿过名帖看了一眼,笑道:“伯元,辛楣先生已不用再等了,我们这就去应他进来吧!”说着带着阮元,便到门前去了。 到得门前,见门口已站着一人,身材微胖,颌下长髯,须发已显灰白,但面容却甚是可亲。谢墉见了,忙走上前握了他手,笑道:“辛楣,没想到京城一别,你我竟还有相见之日!眼看着老哥哥也快七十了,这一任学政做完,老哥哥也想着致仕归田了。辛楣气色还是这般好,想来归田治学,可比我四处劳碌强多喽!” 钱大昕眼见故人,自然也开心不已,道:“金圃兄见笑了,我不过是生性疏懒了些,其实金圃兄做的,才是恩泽后世的事啊。若是没有金圃兄慧眼识人,为天下选出这许多人才来。你说我这一生,就算写出再多东西,那给谁看去啊。我不过是个牧马的仆从,金圃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伯乐!”谢墉号金圃,钱大昕便称其号,一时二人相互牵着,早已进了内院,阮元和杨吉便在二人后面跟着。 钱大昕正聊得兴起,回头看着阮元在侧,只觉他虽年轻,但眼中目光成熟,想是饱读诗书,又颇有见地之人,便欲出言相问。谢墉已看出钱大昕神色,笑道:“辛楣啊,这位便是我去年取录扬州案首,仪征阮伯元,眼下正帮我搜录遗卷呢。伯元,快见过钱辛楣先生。”阮元也走上前来,向钱大昕作揖成礼。 钱大昕听了阮元姓名,也存了几分好奇,问谢墉道:“金圃兄,你去年和我说起,你在扬州府取录生员案首,是个不世出的人才,莫非便是此人?” 谢墉笑道:“正是这位仪征阮伯元,辛楣啊,就在刚才,我还和他聊起晋时八王呢。伯元啊,不要害怕,辛楣虽然是一代大家,对你这些年轻人,可从来不会说上一句重话呢。快把刚才所言,给辛楣先生听听。” 阮元仔细看钱大昕时,只觉他虽然和善,但目光之中,也自有一股正直之气。遂躬身道:“学生久闻钱宫詹先生之名,学生尚且年少,自觉才识浅薄,不敢在宫詹先生面前班门弄斧。” 钱大昕道:“其实我看你样子,便知是个有才学之人,金圃兄与我相交已久,他为人最是公平,怎会随意取录案首?你也不要害怕,我这个人,平日说话,也往往与世人大不相同。你说你才识浅薄,说不定反倒对我胃口呢!”阮元眼看钱大昕执意相问,也不敢再谦虚,便把之前对谢墉所言,又讲述了一遍。 钱大昕听了,不仅没有任何批评,反而哈哈笑道:“伯元,你所言《晋书》,在二十四史之中,本就不过是中等水平。你如此言语谦恭,又是为何啊?难道当日执笔之人,个个都是至圣先贤不成?当日唐太宗修这《晋书》之时,史臣共有二十一人,良莠不齐,事后又无人统筹全局。说有列传的,其实无传;履历平平的,不少人只因他是世家大族,便动辄美言。老夫看这《晋书》,一直颇多遗憾,只是念着房文昭公当日主持之时,已年近七旬,故而不忍苛责。你这般谦虚又是为何?”唐代官修《晋书》修订,是贞观末年之事,不免有些仓促。房文昭公便是房玄龄,但其实主笔之人,共有二十一人之多,房玄龄不过是主持修订的宰相而已,故而疏漏颇多。钱大昕如此评论,也不是空穴来风。 但钱大昕想了想,又道:“但你评价这八王,又与我不同。我做那《廿二史考异》之时,认为汝南王无过,齐王不过材质低劣,却无不臣之意。你说起长沙王我想起来了,原本评价也不差,看来是我糊涂了,还是你才高一筹,哈哈,伯元,你可看过我这《廿二史考异》?” 阮元道:“老师大作,学生本也看过,去年在扬州一家书肆,曾读了半日,自觉受益匪浅。可惜当时身无长物,实在买不下来,还请老师见谅。至于老师所补《元史》氏族表、艺文志二节,学生仅知其名,却未见过。” 钱大昕听了这句话,却高兴异常,道:“伯元果然是真读书人!兼通经史,现下已是不易了。其实我那元史补文,原本想等着全书修订完了,再行刊印,你见不着也属正常。至于《考异》嘛,今天听你这样一说,我也得回去多修订几次喽。你正好先准备乡试,你考上了,我把书修订完了,咱们再一起切磋一番,岂不快哉?” 听着钱大昕和阮元聊天,杨吉自然不知其中晋书元史为何物。但他可以看出,这个谢墉一直推崇,学问一看就不低的老人,竟然和阮元才认识不到片刻,就成了莫逆之交,自己怎么也理解不了。于是,他也鼓起勇气,向钱大昕问道:“老先生,您和伯元这……这今天不是刚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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