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三十二章 科举制度 (第5/6页)

许多士人已不长于诗赋，因此宋朝又将进士分为诗赋、经义两科。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高太后病死，宋哲宗亲政，又恢复了王安石所定的科举规制。

    北宋取消了吏部铨试。但是从宋太祖开始殿试举人，给士子们在省试上增加了一道难关。不少人省试通过了，殿试却遭黜落。宋人的《邵氏见闻录》与《燕翼贻谋录》等书记载：“本朝自祖宗以来，进士过省赴殿试，尚有被黜者。远方寒士，殿试下第，贫不能归，多有赴水死者。”皇帝用殿试取黜士人，那么落第者的怨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。有个叫张元的士人，多次殿试落第，愤而投奔西夏，帮西夏出谋划策，西夏军连年侵宋，宋军迭遭惨败，闹得北宋君臣不安，大臣们都怪殿试黜落士人。于是宋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正式下诏“进士殿试，皆不黜落”，此后举人通过省试后，就算稳拿进士，殿试只排列名次。

    宋朝大幅增加了科举录取名额，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，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，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。唐朝总共取进士总数才六千多人。宋仁宗对进士名额做了限制，规定每科不超过四百人。按三年一科算，平均每年仍达一百三十多人。宋朝平均每年取进士数是唐朝每年取进士数的十几倍。

    宋代科举是为有钱人家所包揽的。吕蒙正、范仲淹、欧阳修等寒士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，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。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，的确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。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，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苏洵携儿子进京赶考，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，然而家当也开销的差不多了。次年苏洵之妻病死眉山，父子三人奔丧回籍，家中已是一派“屋庐倒坏，篱落破漏，如逃亡人家”的惨景。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。小户人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？北宋科举名额的扩大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人都吸引了进去，科场竞争激烈，士人头白身衰，出入科场，死而后已。而在唐代，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，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。

    宋代科举杜绝引荐，纯以试卷定取舍，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，诗赋、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。像王安石、苏轼兄弟、范仲淹这样兼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，实在是凤毛麟角。唐代“通榜”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，只要考官正值，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人，唐代政绩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。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，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难于出头，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选在高第，例如黄庭坚、张九成等等。

    而弥封、誊录这些法律随着南宋政治腐败而日益受到破坏。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，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，即严重的冗官问题。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是唐代的十多倍，为了安插众多科举入仕者，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数量，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，行政效率极低。宋代科举取士之滥，造成官冗之弊，许多官员侯缺久，生活苦难，一旦到任，“侵渔求取“（侵夺索取别人的所有），“无所不为”（什么坏事都做），剥削无所不至。

    后面明清的科举历史就可以不用看了，其实纵观整个科举制度，对于陆垚这种阶层上的人来说，还是比较友好的。而在陆垚看来，这科举制度的最大弊端，还是在于寒门子弟虽然考试的参考人数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增多，可是到最后能够进士及第的人，来自寒门的，却是少之又少。

    一定要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
    讲完了历史，陆垚开始研究起了考试的科目。

    各朝科举科目都在不断变化。唐朝科举科目有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明法（法律）、明字（文字）、明算（算学）等等。宋朝王安石变法将科举改为只设进士一科。元、明、清时期的科举也只设进士一科。清袭明制，但也开过特制（特别科），如博学鸿词科、翻译科等。

    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，明经，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。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，唐朝主要有时务策（策问）、墨义、口试、贴经、诗赋等，宋朝主要是经义、策问、诗赋等，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。

    现在的时间，还没有到王安石变法的阶段，所以，对于这些科目，陆垚还是需要都了解一些才好。

    墨义：即笔答，考官根据经文出题，考生笔答该句经文的前人注疏或上下文。有时采取口答的形式，就称为口义。

    帖经：就是考官任取经典中某一段，用纸条贴盖其中数字或数句，令考生背出来，类似现代填空考试的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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